九八岁末，一本《邓小平论文学艺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人们在这本系统集纳小平同志文艺思想的书中，惊奇地发现了一段小平同志关于美国小说《飘》的谈话。小平同志为什么会谈到《飘》——
迷恋郝思嘉，欣赏白瑞德的读者也许不会想到，20年前，当郝思嘉、白瑞德与精神生活极度饥渴的中国读者重新见面时，安排这重逢的一些人承受了怎样的压力，《飘》的出版在中国出版界又掀起了怎样的轩然大波。
揭开封尘已久的记忆，当年的主要当事人、浙江省出版事业管理局原负责人马守良感慨万端：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果没有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没有中国出版界的今天。
风波源于那个特定时期所产生的严重“书荒”。今天的人们也许早已淡忘了当年书是何其珍贵，那是一片“红海洋”下的对书籍的真正的渴求。出版业遭“四人帮”践踏之后，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书荒”。如今已是浙江省出版协会主席的马守良同志对那场“书荒”仍然记忆犹新，“经历了十年动乱，人民群众太渴求知识，渴望读书了。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在升学需求的数理化丛书得到初步满足的同时，对其他各类图书尤其是中外名著的需求量骤增，人们排长队购书，图书供不应求的呼声几乎随处都是。”
1978年，北京、上海的一些大出版社先后出版了35种中外文学名著。但由于纸张等原因，这一令读者振奋的消息很快变为了杯水车薪的尬尴和辛苦寻觅的无奈。据马守良同志回忆，当时，按计划分配给浙江全省书店的这些名著只有2．4万册，远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浙江出版界决定自寻出路。1979年9月，浙江人民出版社组织力量，认真审读了一部分以往出版过的中外名著。经过反复论证和研究，他们决定出版傅东华翻译的美国女作家马格丽泰·密西尔的小说《飘》。
这在当时的确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一直以来，地方出版社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是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三化”方针，只能出版字大、本薄、价廉的通俗小册子，不能出版大部头的学术著作、文学作品，更不能出版翻译小说。但严重的供需矛盾让浙江出版界的同志们无法坐等，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期，他们深深感到，要解决“书荒”，就必须改革，冲破框框，繁荣出版。
重印《飘》的消息刚一传开，十几个省的发行部门就蜂拥而至，许多大专院校也纷纷要求供应此书，《飘》的印刷计划从10万册一路飚升至60多万册。上海一家文化单位甚至派人亲赴浙江坐等，不给几万册不走。
如此红火的销售形势也许是今天许多出版社、商家梦寐以求的。然而正当《飘》的上册刚刚出版，中下册尚在印制的时候，一场猛烈的暴风雨顷刻而至。
1980年1月27日和29日，一家地方党报连续发表了“《飘》热和《根》热”、“《飘》到哪里去？”两篇文章，拉开了批判出版《飘》的序幕。紧接着，又一家著名的地方报纸以不少社会知名人士发出呼吁为名，发表了“出版图书要考虑社会效果”的文章。4月18日，文化界一位著名人士对日本新闻代表团说，中国“也出版了像《飘》那样不大好的东西”，日本时事社随即作了报道。4月23日，一家大报也发表了“揭开《飘》的纱幕”的文章。
几乎与此同时，内部通报，大小会议，各种来信，对于《飘》的批评同样接连不断。5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出版局长会议上，批评《飘》成了未列入议程的议程；一位文化名人竟在信中言辞激烈地说：“‘社会主义’不知随风《飘》到哪里去了。”
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马守良同志说：“其实，出版《飘》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第一，这是一部美国南部白人奴隶主阶级的兴衰史，尽管作者主观上是为奴隶制辩护，但客观上反映了奴隶主阶级的灭亡和资产阶级的兴起，对了解美国南部由奴隶制越过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资本主义，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其二，这部书具有相当高的艺术和审美价值；其三，趣味健康；第四，自30年代出版以来，在全世界一直畅销不衰，一些进步作家如斯诺夫人对它有相当高的评价。”马守良同志说：“引发争论是我们始料不及的，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坚信，我们的作法符合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心里觉得很踏实。”
《飘》的“问题”已不仅限于出版这本书，它已经被一些人引申到如何辩证地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上。而尽管出版界的许多领导都不赞成批《飘》，但显然，单靠出版界的力量已经难以顶住这莫大的压力。就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对《飘》的出版给予了肯定。
1980年6月14日，香港《文汇报》登载了美联社13日发自北京的一条电讯稿，尽管只有几百字，但它对中国出版界、文化界来说，却是一股真正的暖风，一剂强有力的清醒剂。
这条关于小平同志6月13日接见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代表团的电稿是这样写的：坦普尔的大学联络办公室负责人乔治·英格拉姆说，该代表团“同邓小平讨论的范围很广”，其中包括“美国小说《飘》”。“邓氏说，有些人不同意在中国出版这本小说，因为它歌颂奴隶主；但邓氏认为应该出版，大家可以有自己的观点。”而据接待这个代表团的科学院外事局整理的谈话记录记载：当谈到美国南北战争时，小平同志说：“你们有一本书叫《飘》，是写南北战争的。”外宾说：“是的，现在正在拍电影，有一位电影明星作主角。40年前已经拍了一部电影，现在又在拍另一部。”小平同志说：“小说写得不错，中国现在对这本书有争论，因为这本书的观点是支持南方庄园主的，我们想用中文出版这本书。出版了也没有关系嘛，大家看一看，评论一下。”
回忆这令人激动的历史时刻，马守良同志至今感慨万千，“我们深深体会到，邓小平同志的谈话，实际上是具体及时地给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这就是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同时，也阐明了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如何辩证地对待西方文化。”
一场争论就这样结束了，但它留给我们的记忆却是那样深刻，似乎永远无法飘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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